《不虚此行》：打开游戏的普通模式

作者：木村拓周?

也不知道是时代气候使然，还是人到三十之后生发的某种幽默的男性顿悟——这几年和同年龄段的朋友聊起天，话题总是会在某一刻落在“普通”二字。具体话题会有很多变种，事业的停滞，生活的失控，关系的断裂，但核心指向的常常是同一个话题：我们惊觉自己比想象的，要普通/脆弱/渺小很多，而这令人难以接受。

这里的第一重幽默在于，我们这代人（大概主要是男人）究竟是被投喂了多少致幻饲料，才会在经过三十年的生活后才终于认识到这显而易见的一点：我们绝大概率不会拥有一本由沃尔特·艾萨克森为我们撰写的个人传记，永远无法登上《十三邀》被许知远当作一种时代现象去试图拆解；既敲不了纳斯达克的钟、升不上P9，买不起一套五环内的像样房子，也无法像一个60年代正宗美国嬉皮士一样在几十年的经济上周期内过完不交社保仍然潇洒的一生，同时留下一本诗集或一张专辑。

而第二重幽默则在于，仅仅是把这些虚幻的想象用两三年的时光戳破掉之后，我们便轻易地陷入了这样一种普遍的失落和虚无当中，失去了与真实生活持续较量的能量，似乎生活已经不值得过。这让我们在乐观时代那些看似坚定的主张显得很讽刺。

放在这个弥漫着无力的背景下，9月9日新上映的《不虚此行》的意味就得到了凸显。

电影讲述一位年近40、名叫闻善的“落魄”编剧，以撰写悼词维生，在几段服务过程中，不断和普通的陌生人相遇，阅读、书写他人人生的过程中给予了他人许多慰藉，也收获了自己的勇气，坚定自己心中想书写的故事是有价值的，重新写作他构思已久的剧本。

电影在宣发上强调这是一部关于普通人的故事（无论是悼词所关怀到的普通人，还是主角闻善本身作为一个很普通的人）。观影后，我认为更准确的，应该说是一个人如何找到一种“普通模式”去生活的故事。

性格内向、善于聆听的主角闻善热爱书写故事，但从事编剧十几年来，由于写的东西总被批评“戏剧性不够”，经手的编剧工作无一成功，至今居住在“快要出北京了”的老破小一楼。他对自己在编剧道路上的受挫并未能完全接纳，以至于不愿向家人坦诚自己的现状、和电影学院的师长同学们渐行渐远，并放弃了自己一直心心念念想要创作的故事，告诉自己和他人“我不再写剧本了”。

这是我们熟悉的桥段，也是许多人也正在经历的一种应激。当我们看清了自己无法摘得取得预期般的果实后，我们迅速转入一种自我保护模式，彻底否定自己曾经的追求。

实际上，在忙于具体的工作，例如采访去世者家属、构思悼文时，闻善是自洽的，沉浸的，甚至带点幸福。所以，他会在面对电影学院教授时说“我现在过得不好”，也会在拒绝朋友潘聪聪介绍的工作机会时说，“我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尽管没有浓墨重彩地展现，善闻内心的主要冲突，正存在于他这两句前后不一的对自身生活状态的描述当中。他认识到自己无法（也无意）取得一种被广泛认可的“成功”，但尚未认清楚自己到底可以完成一种怎么样的价值建立——这大概也是我们正在面临的无力之来源。

心理咨询师崔庆龙在他的微博上分享过，和消费降级对应，精神上也有“行动降级”的概念。行动降级反映的是心理效能的波动式下滑，长此以往很容易导致抑郁，因为它是低活力的。造成这种状态一方面是因为社会正在不断提供唾手可得、仅依靠低活力水平便能触达的“快乐”，另一方面，“这些事情之所以这么常见，就是因为生活online对很多人来说不存在普通模式，在放弃困难模式（卷）后，只剩下一个试玩选项，在这个试玩过程中，人很难带着价值和意义回馈参与其中，缺失了这些要素，活力感就难以稳定生成。”

而实际上，我们并非只能在困难模式和试玩模式之间二选一。崔庆龙进一步描绘，“游戏的普通模式在今天对很多人是隐藏起来的，需要一种非常独立和审视的自我价值体系才能构建起来，而且它是高度个人化的。换个说法来讲，今天的游戏模式，完全取决于一个人忠于自己的程度，一个人越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游玩体验，就越是能避开那些失效的集体规则，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乐趣。”

借用崔庆龙提出的游戏模式，闻善在影片开始时的处境，正是其在放弃了困难模式（做编剧、写剧本）之后，落入了一种试玩模式（仅以写悼文维持生计，放弃构思多年的故事和人物）中。

但意外的，也正是写悼文这件事，帮他在这两极之间找到平衡，构建出他高度个人化的“普通模式”。

他受涮肉店老板兄妹二人的委托、给他们过世的大哥写悼词，两个委托人的说法各自矛盾，但最终兄妹二人在殡仪馆抱着痛哭的画面，让他确信了聆听的价值；他在给王先生的父亲写悼词的过程中，发现了王先生儿子对爷爷的视角，意外推动了王先生对家庭关系维护的认识；因为追寻去世网友线索而闯入他生活的邵金穗，则让他重新相信他仍然可以（或者说仍然“正在”）写故事。

至此，闻善可以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去编剧工作的失败。他已经重新确认了自己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有了更强大的自我认识，确信了他包容、耐心和善于聆听的特质是有价值的，自己可以通过自己所拥有的特质去抵达原先想要抵达的宽广世界——即通过书写属于普通人的故事来完成他的编剧志向。

这也是我认为影片给出的心灵按摩所到位并有效的地方。时下社交网络上也不乏“接纳普通”这样的流行讨论和叙事，但很多时候我们仍然是把普通作为一种“终点”去接纳，而非作为一种“起点”。前者是要我们以接纳结果的方式接纳普通，强调的更多是一种无趣的老论调，类似于“人人最终都是普通的”，把“普通”描绘成一种我们追求杰出不得、而退而求次需要去接受的终端状态。

而把“普通”作为行动的起点，似乎能够意味着更多。正如项飙在《把自己作为方法》里对“我是谁”这个问题重要性的一再描述——“每个人有历史，有家庭背景、教育背景，整个社会结构给你一定的位置，这个位置很难改变，你要把自己是什么先想清楚。‘认命’是说从历史、结构的角度，想清楚自己是什么”；“平衡自己的历史来源和自己现在的行动，这是真正的英雄”。

《不虚此行》是作者式的，甚至是半自传式的，主角闻善的设定很大程度投射了导演/编剧刘伽茵个人的经历。她在2005年就通过毕业作品《牛皮》夺得过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单元的国际影评人奖，续集《牛皮II》也入围戛纳的导演双周单元。但其后她留校任教，一直没有再拍电影，直到2019年重新执笔写作《不虚此行》的剧本。也许刘伽茵也用了十多年去找到她的“普通模式”。

充分消化自己的个人历史，想清楚自己是谁、自己和世界的关系，这件事情对任何人都是困难的，需要付出持续的艰辛思考和行动。而对于像刘伽茵和闻善这样投身电影创作的文化从业者说，这个问题可能尤其艰难。纵向而言，北京之于全国，北京的电影行业、电影教育之于中国电影，都是毫无疑问的中心。但横向来看，青年影人/文艺电影创作/文化行业之于目前的整个社会而言，实际上又处于一种边缘。纵向意义上的中心和横向意义上的边缘所产生的张力，使得 Ta 们难以完成对自己清晰的定位，难以把自己放在一个顺理成章的图景当中，继而去行动。“普通模式”因而更难以被建立。

而《不虚此行》展现了“普通模式”不仅是重要的，并且是确实能够被建立的。这是它在今天能提供给我慰藉的原因。

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