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初是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重要代表人物，一生拼搏，极力推动中国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并将成熟的改革经验和他尽半生心力所开发的“定县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推广，造福了一大批原本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平民劳工。因此，他也被称为“国际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之父”。 　　《晏阳初》是苗勇耗时十数年打磨而成的长篇传记文学作品，有着鲜明的非虚构文学作品的叙事特征。既具有传记文学特征，又具有小说的特点，故被称为长篇传记小说也不为过(不少评论家称《晏阳初》为长篇传记小说)。苗勇在后记中也提到了此书创作之不易，既要兼顾史料的详实丰满，又要保证作品中既有圆型多面的人物，又有精巧生动的活动细节。[]这样的写作难度是极高的。此部作品以传主晏阳初的生平经历为基本线索，用晏阳初在各地开展的平民教育及乡村改革为辅线铺叙故事。该书以轻松灵动的语言将晏阳初不凡起伏的拼搏人生故事娓娓道来，逻辑清晰、布局巧妙，又融合了传统传记写作模式和与多种非虚构文学的叙事技巧，堪称当代历史人物传记写作中比较成熟的文本。正如华中师范大学邹建军教授所言：《晏阳初》走出了一条传记文学创作“可视化”道路，并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值得传记文学作者进行学习与借鉴。《晏阳初》的成书也为当代“非虚构”历史人物传记写作提供了一份独特而精彩的案例模板，兹从创作的角度浅谈三点。 　　其一，《晏阳初》很好地兼顾了“非虚构”传记写作的艺术性。相对于国内，“非虚构”写作在英美文坛中是个更成熟的概念，具体偏重以事实为依据的文学创作。[]国内对于创意写作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关注是存在明显时间上的滞后的。“非虚构文学”的概念直到2010年在《人民文学》杂志的倡导下才开始兴起。为了区别于单纯的“虚构”写作，也区别与单纯写实的“报告文学”，[]“非虚构”写作更多强调立足现实基础上的反思书写和艺术加工能力。美国自由作家雪莉·艾利斯(Sherry Ellis)用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天真之声”和“经验之声”来说明非虚构文学创作的原理、过程，[]她认为“天真之声”指的是按照事情发生的顺序以及事情发生当下的那种比较接近真实的效果，而“经验之声”指的是写作者根据自己的理解，结合自身知识积累和经验感知对故事本身进行思考，并自觉通过各种艺术手段对故事加工、重现的过程。所以她认为“非虚构文学”是一种“天真之声”与“经验之声”的共鸣。《晏阳初》作为一部传记文学，有着偏向传记文体的历史意识和偏向小说文体的艺术自觉，能够鲜明地体现出这种“共鸣”的特点。 　　传记小说写作相对于其他体裁来说，对文本真实性的要求更高，所以对创作前期史料收集的要求也更高。因为读者在接受过程中容易将文本内容与真实历史二者之间划上等号。为免读者对真实历史产生认识偏差，甚至误解。传记小说、历史小说只能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通过增补叙事细节，塑造圆型人物等手法带领读者回到历史现场。相对于虚构的小说来说，《晏阳初》这种创作的限制更多，留给作者艺术创作的空间更少，作家无法在史料之外设置更多矛盾、塑造更为复杂的人物，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内延伸出尽可能多的关于细节的想象。可以说，《晏阳初》在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的同时，也更能反映创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言说和阐释能力。但也正是因为此类非虚构作品有着始终尊重生活现场、尊重历史真实的原则特点，读者在接受的时候也能品味出相比起虚构小说来说多出的那份现实的厚重感和历史 的醇度。 　　其二，《晏阳初》兼叙兼议的传记叙事模式体现出多元宏大的视野和格局。该书由传主晏阳初在蜀地巴中的童年生活入手，紧紧跟随着传主四处求学、活动的轨迹开展叙事，又以晏阳初在平民教育及乡村改革等方面的贡献为“重头戏”，艺术、生动地再现了传主爱国爱民的传奇一生。在叙事模式的建构方面，《晏阳初》总体呈现出以历史为基底，兼叙兼议的叙事特征。在深度融合了作者作为知识分子对传主生平的思考的同时，也使文本体现出多元宏大的视野和格局。 　　尽管该书是基本按照自然时间来行文的，有着清晰的时间脉络，但在其叙述过程中，叙事视角和方向是在不断切换的。有时，作者化身若即若离的隐藏“他者”，以尽量平行的视角靠近传主，仿佛置身历史现场，给读者以一种前尘故事如临目前之感。有时，作者将视角抽离出来，将焦点拉远，以后世研究者的身份对上述情节补充更多细节，带给读者尽可能清晰的阅读体验，尽可能全面地说明晏阳初当时当地所处环境和历史现场。作者在叙事视角转换这个技术层面努力带给读者更宏观、更具历史高度的视野，带领读者更深刻地走进传主、理解传主。 　　晏阳初离开巴中赴成都求学一节，就能很具体地体现出这种视角转换带给传记小说写作的独特魅力。一开篇，作家是远离传主的，用一种全知全能的视野为读者介绍巴中、成都的地理、社会文化环境，“从巴中到成都，形成五百多公里，崇山峻岭，山高路陡，路途遥远，将近从巴中城到保宁城的两倍路程。……成都，自古有‘天府之国’美誉，系古蜀文明的发祥地，曾以周太王‘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而得名，而且成都向来是西南最繁华的城市，政治气氛比较活跃，学风自由……”[]在补充完善诸多细节之后，作者苗勇将视角又拉近到传主晏阳初身边，细述晏阳初与“背二哥”同行趣事，与传教士们的交流，与史逖瓦特的深厚友谊等情节……从晏阳初个人感受出发开展局部叙事。这种局部叙事使读者能够更加贴近历史人物，见证他们的喜怒哀乐。完成一段局部叙事之后，作者又将视角拉高，再落笔到宏观社会历史环境的改变上：“成都作为整个运动的中心……一时间整个成都成了一个火药桶，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一片混乱”[]社会的不稳定和震荡不断改变着传主的行动轨迹，不断磨砺着晏阳初的精神意志和爱国情怀。这时，作者作为后世研究者的“声音”此时突然出现，对传主这段经历做出评述：“孔子(Confucius)儒家思想的忠恕之道，基督教义(Christ)的宽厚仁爱以及对‘背二哥’(苦力，Coolie)和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已经在他内心融为一体。这就是晏阳初所说的‘3C’。‘3C’后来也成为他最基本的人生观。”[]解释了晏阳初平教事业的重要理论概念的同时，草蛇灰线地铺垫了青年晏阳初心中伟大的理想蓝图。 　　由点及面，传记叙事的焦点始终在有意识的转换，作者将自己的历史观、奋斗观与传主奋斗行动线相结合，在充分尊重历史原貌的基础上兼叙兼议，带领读者全方位，多层次地领略“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的非凡成就和卓越风采。这种视角转换使小说在行文时能将历史性和可读性做到很好的平衡，既满足了历史现场的还原，也利于补充更多生动、可感的生活细节，让读者更具体地感知传主、认知传主。 　　 　　其三，通过合理“虚构”将情节巧妙串联，体现灵动酣畅的传记小说笔法。除了兼叙兼议的行文方式，《晏阳初》当中有明显的小说艺术化笔法。小说、戏剧等叙事性文体要求作家在创作的时候不能仅仅将基本叙事要素(如时间、地点、情节、人物等)交代清楚，更要将故事的血肉填充饱满。成功的小说、戏剧作品要求故事情节的每个细节都是灵活生动的，跃动在文本中的人物都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这样，小说才更容易被读者接受，与读者产生共鸣。这与讲求“不虚美、不隐恶”的历史叙事原则之间是存在一定矛盾的。传记小说作为“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中间物”，在细节衔接、人物塑造、语言表达等方面的处理无疑就成为了考验作品优劣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了。《晏阳初》在叙事上表现出高度的艺术自觉。在陈述传主生平事迹的同时，通过合理的想象和细化，将平面的往事雕刻出精细的纹理，塑造出更为生动、立体的传主形象。这样的艺术自觉主要是通过人物形象、细节处理与心理描写上的合理虚构几个方面体现出来的。 　　“人物是小说的原动力”[]，小说能否搭建起成熟、立体的人物对于小说是否成立、成功都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而作为一部传记小说，和大部分的报告文学、历史传记一样，《晏阳初》面临传主生平史料的制约，[]在人物塑造方面的空间稍显局促。在这个困境之下，作者在此处选择用大量的对话去搭建人物，去表现人物状态和个性。任何历史材料都无法准确到每一处人物对话的细节上，这就给作家以部分想象的空间。对于《晏阳初》这种历史为叙事原则的传记小说来说，用对话这种形式这就使其具有了值得被分析的艺术特质。如晏阳初拒领港大奖学金之后与校长的对话、在得知挚友史文轩战死消息时几近崩溃的哭诉，在普兰华工营和劳工们的关心慰问……作者以晏阳初其口塑晏阳初其人，通过搭建传主晏阳初与不同立场的历史人物的对话，全方位地体现出晏阳初从始至终都是一个有理想，有大爱，有实践精神的伟大人物，在历史事件的缝隙中让他尽诉胸中的理想和大爱。但同时，在日常化的对话中，他也只是一个体贴妻子的丈夫、一位忙碌的父亲、一个稍显决绝的儿子和一个失去挚友时崩溃的普通人。作者用润物无声的方式塑造出了传主多元、多面的人物形象。透过这些对话，传主仿佛以更加真实可感的状态立于字里行间。作者通过对话引申情节，情节接续对话，构成了一个成熟的故事叙事模式，体现出作家深厚的文字功底和艺术修养。 　　此外，在《晏阳初》的叙事过程中，大量的细节被作家凸显出来，营造出如在目前的画面感。如晏阳初在定县进行改革和平民教育的时候曾邀请著名剧作家熊佛西帮助农民排练土戏剧一节，作者苗勇细致地描写出晏阳初一身尘土地前往车站接熊佛西、熊佛西简陋的创作室装饰以及熊佛西和晏阳初第一次演出因为阅读门槛太高导致的尴尬等等，生动地描绘出晏阳初、熊佛西等人在定县开展工作的一个个侧面。人物的每个动作，衣袂上扬起的每颗尘土都在带领读者回到当时当地。了解改革工作、平教工作的不易和艰辛，才能对传主晏阳初的奋斗路径有更深次的理解。 　　书中的描述性语言也是非常出色的，带有诗性色彩的语段俯拾皆是，为本书增添了更高的艺术性和可读性。如在描写晏阳初带领团队到农村“历风尘”时，苗勇对于农村的描述非常具有文学性：“1929年夏末秋初，阳光虽然没有了盛夏那般炽热，却依然是热气逼人，收割时节刚刚过去，丰收的喜悦还在田野里四处漫溢。……风过去了，枯枝断草都被卷跑了，土路上就显得更利落了，露出了黄白色的大道来。眼睛进了沙子的小孩，满脸通红地慢慢睁开了眼睛”[]作家将农村刚结束农忙的喜悦祥和气氛用寥寥几笔渲染出来，生动细腻的笔触再现了真实的农村景观，也在对农村的正向描述中看到了晏阳初俯身泥土，背朝天光的决心和力量。 　　《晏阳初》代表着中国“非虚构”传记写作的一次有效探索。历史人物传记是“非虚构”写作领域的重要体裁之一，近年来文艺界对这方面的创作和研究也逐渐受到重视。尤其是为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涌现出来的各色人物立传，更是成为一时之文化盛况，各种传记层出不穷，但质量参差不齐。[]部分传记作品只重史料详实，不重文学表达，叙事生硬冰冷。这类作品在极大地满足了其作为传记的史学价值的同时，忽视了读者接受这个维度。这对于传主事迹传播的力度和后世立传评述的目的来说都是有损伤的。而另一类的作品所反映的传记文体在写作上的弊端则更为“致命”，即过度追求文学意义上的超越而背弃了传记写作的史学底色，丢失了历史读物最基本的真实性和厚重感。如何寻求好“非虚构”写作的平衡，兼顾文学虚构与历史真实，成为了历史人物传记创作发展中的重要命题。 　　毫无疑问的，《晏阳初》是一部成功的传记小说作品。苗勇在历史和文学中找到了进入传主生平，讲好中国故事的一把钥匙。王晓明所著的历史传记小说《鲁迅传》中对传主鲁迅有这样的评价：“他这一生，从他稍懂人事的时候起，就不断陷在处处碰壁的困窘当中。”对于晏阳初来说也是一样的，巴山怀抱中生长的晏阳初在人生每个节点都历经坎坷，漫漫求学路上充满了不公和歧视、傲慢和冷眼，作家苗勇用诗意的语言、圆熟的叙事技巧消解了这些“恶”的一面。在苗勇的叙述中，晏阳初永远有着积极面对，勇于实践的勇气和态度，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心中永远怀抱希望的晏阳初形象，质朴但不失浪漫主义的英雄情怀。文学性和历史真实性在传主的思想、品格和个性表现方面交织融汇了起来，所以，以凸显传主人性的伟大和情怀的高尚来平衡“非虚构”写作尺度是苗勇的创作逻辑中的突出特质，也可以视作他对于非虚构叙事的积极探索。《晏阳初》也因此成功刻画了一位可信、可爱、可敬的伟人先驱，讲好了一个把目光投向世界，投向全人类的伟大实践故事。 　　作者：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赵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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